琐忆林斤澜与《舞伎》,兼释李庆西之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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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斤澜(程绍国提供)

近读李庆西在《上海文化》2019年5 月号上发表的回忆林斤澜的一篇文章,里面说到这位作家所著的一本散文集《舞伎》。我不由得又翻阅了一遍林斤澜写给我的20封旧信。这些信都是我来浙江文艺出版社工作以后写的,其中有好几封信说到关于出版他《舞伎》的一些来龙去脉。


人们知道,林斤澜是以写短篇小说驰誉当年中国文坛的,曾和汪曾祺一起被称为“文坛双璧”。但他也写过不少精彩的散文,出了好几本散文集;在我的印象中,《舞伎》应是他改革开放以后出版的第一本自选的散文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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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伎》,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林斤澜生前不止一次对我说起自己对散文写作的浓厚兴趣。他说自己干文学这一行多年,虽然写得最多的是短篇小说,但也写过散文,散见于各地报刊;他对有些散文作品的自我感觉,比自己写的短篇小说还要好。说到这里,他常提起国画泰斗齐白石说的那句话:“余诗第一,印第二,字第三,画第四”,接着便是他那习惯性的“哈哈哈哈”一笑。

话虽没有说全,留了一半,但从这笑声里,我分明听出他对自己某些散文作品的自负和自赏。他在1984年11月20日给我的信里就这样说过:“年事日增,对散文的兴趣也大了。有人更喜欢我的散文。新文学大系里选我的小说,好像是意中事;两个时期都选了我的散文,实有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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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后,全国的文学创作气氛回暖,当北京的同行们“急急着找补”时节,停笔12年的林斤澜“也不怠慢,重理旧业”。一提起笔,他竟“没头没脑”写了好几篇“先前不多写”的散文,而且越写越多,欲罢不能,倒把他原來擅写的短篇小说暂时冷落了。

所以,当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5月建社伊始,向这位浙籍作家约稿时,他很爽快地答应先给我们编一本散文选集,并且在来信中表示:“这回的散文选,当好好出一本书。”看来,他对出好这本集子底气很足、决心很大。


从后来出版的《舞伎》可看出,林斤澜确实为这本集子花了力气,动了脑子,下了一番功夫。他从自己上世纪50年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写的大量散文中,选定自己中意的篇目58篇之后,并没有像通常所做的那样“一锅灼”,只是笼统地按发表时间先后排排队;而是根据文章的不同主题,仔细地分门别类,编成“记情”“记事”“记地”“记人”“记文”五辑。他还给这本散文集取了一个让人耳目一新的別致的书名:《舞伎》。乍一看,还以为这是一本写日本歌舞伎的书,而实际上作家取这个书名的用意,既与“五记”谐音,又包含着“‘舞’是舞文弄墨,‘伎’是伎俩”的涵义,语意双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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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斤澜

尤其是他为《舞伎》写的一篇《前言》,不是常见的应景文字,从中明显可看出他想借这本集子,表明自己对革新散文写作语言的尝试和坚持。当时,许多读者认为林斤澜的作品(包括小说和散文),上世纪50年代写的比较好读,复出以后所写的就有点晦涩,“看不懂了”。他在这篇《前言》中就这样说:(上世纪)70年代后期,直至进入80年代所写的这些作品,“如果说文字有‘抑扬顿挫’四个字,那么‘抑扬’见少,‘顿挫’殊多了。‘顿挫’对付得不合适,就生涩。”还说“有好人劝说,倒不如回到50年代那样,总还是‘流走’起来畅快”,他的回答是:“谢谢。老话说‘非不为,实不能’,我是‘实不能,也不为’。文字本身只是符号,舞文弄墨白了头,那伎俩不过是贴切表达真情实感。生活的感受不同,‘流走’时不能‘顿挫’,‘顿挫’时也不为‘流走’。”这就是说,时代不同了,生活感受不同了,他使用的创作语言,也应该与时俱进,有所不同,该“顿挫”还是要“顿挫”,决不为追求“流走”而回避以至舍弃“顿挫”。


林斤澜的这本散文集,还涉及一个散文的文体观问题。

一般说来,散文泛指诗歌、小说、戏剧以外的所有文学体裁,包括杂文、随笔、游记等。但后来也有人将其中偏于“议论”的归之为“杂文”,将偏于“叙事和抒情”的称之为“散文”,这也就是“五四”时期周作人所说的“美文”和鲁迅在《两地书》中所说的“散文小品”。倘若前者是广义的,后者便是狭义的。钱理群、王德厚为浙江文艺出版社选编的《鲁迅散文全编》的《前言》中就说:“这本‘全编’,如要‘正名’,应称之为‘鲁迅散文小品全编’或‘鲁迅美文全编’,但说是‘散文全编’,也无不可——这是一种狭义的散文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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