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我们仍然是中国现代化的工具

  几个月前的毕业典礼上,姚洋鼓励毕业生“去做一个唐吉诃德吧”,他说“当今的中国,充斥着无脑的快乐和人云亦云的所谓‘醒世危言’,独独缺少的,是‘敢于直面惨淡人生’的勇士。”

  “中国总是要有一两个这样的学校,他的任务不是培养‘人材’(善于完成工作任务的人)”, “这个世界得有一些人,他出来之后天马行空,北大当之无愧,必须是一个”,姚洋讲得意气风发,我们的谈话结束后,他马上要参加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下称“国发院”)新一届学生的开学典礼。

  姚洋是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1982年进入北京大学地理系学习,改变了姚洋的命运。中学就读于西安西郊一所厂矿子弟学校,北大让他看到了更为广阔的世界。随后,姚洋进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前身管理科学中心攻读硕士研究生,机缘巧合之下他进入了经济学的世界。跟随者时代的大潮,成为留美博士,却又出人意料的选择回到北大任教。

  2012年,接棒自己的老师林毅夫、周其仁,担任国发院的院长,姚洋领导下国发院秉承了北京大学兼容并包、和而不同的学风,支持问题导向的研究,鼓励老师和学生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致力于学术与现实的结合,并积极推行博雅教育。

  姚洋喜欢从历史的纵深看问题,他在《我的革命史观》一文中写道,“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从1840年被迫开始,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没有完成现代化,我们这些人也仍然是中国现代化的工具。”

  几年前,在总结自己学术道路时,姚洋援引了林毅夫教授在回国时的一段话:“我们之所以回国,是想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正在书写历史!”

与北大的不解之缘

  姚洋曾说,“上北大”是这辈子最感到骄傲的决定。北大之于姚洋,是一个特殊的存在。自1982年高考考入北京大学,北大便成了姚洋工作之地的不二之选。做学术是姚洋的理想,于他而言,北大就是做学术的最佳选择。

  农业经济学是姚洋在博士阶段以及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的研究方向。出生于西安的姚洋,童年在江西农村老家间断的生活了9年,这段经历让他对中国的农村有着不一样的情感和认知。

  姚洋中学就读于西安西郊的一所厂矿子弟学校,西电二中,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教师。在那个工程师主导的小世界里,到西安交大学习工科是父母对姚洋的期望。但是内心希望学习文科,并且想要出去看看外面世界的姚洋,高考志愿报了北大的经济地理专业。那时,对于姚洋来说,北大只是一个遥远的名字,他对经济地理也还一无所知。

  一心希望儿子学习工科的父母,在高考报志愿当天,追到了学校。最终要感谢政治老师江老师,他说“学什么专业不重要,去哪个学校更重要”,父母也信任见多识广,父亲是老革命的江老师。直到今天,北大毕业的姚洋仍然认同,学校比专业更重要。

  “我们那个时代读大学,一点压力都没有”,专业带来的限制很少,大家更专注于对个人兴趣的追求,同学间没有太多的竞争,学习成绩主要是天分的比拼。由于当时各个学科体系尚未建立,留给学生的选择空间很大,学生的天性得到自由的发展,可以遵从内心选择分配时间,喜欢运动的有时间训练,喜欢音乐的可以搞音乐,对于那时的大学生活,姚洋这样说。

  姚洋喜欢读书,于是大学期间读了大量的书。上世纪80年代,正值文学热,抱着文青梦的姚洋,还曾寄散文到五四文学社申请入社,可惜最终没能入社。后来,姚洋又参加了很多社团,其中印象最深的是科学哲学社,也因此对哲学一直感兴趣,他还在那里结识了如今已是科学哲学领域专家的吴国盛,当时吴国盛学的是核物理,是将来要去造原子弹的专业。

“阴差阳错”

  本科毕业考研究生时,对历史地理感兴趣的姚洋本报想考侯仁之先生的研究生,但不巧的是,侯仁之先生那年不招研究生。

  好在姚洋的好朋友罗茂林,告诉他厉以宁老师办了管理科学中心(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前身),于是两个人便都报考并进入了管理科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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